【人物简介】王庆寿，男，1929年7月出生，河南内乡人。初中毕业后，曾在本村初小教书，并参加内乡县教师训练班学习。1949年2—6月在豫西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南下到湖南衡阳，在地区支前司令部供应科任会计。1950年2月支前司令部撤销后，先后任衡阳专区粮食局保管员，衡阳县粮食局会计股股长、副局长、局长，衡阳县委财贸部副部长，衡阳县计委副主任，衡阳县六中、二中校长兼支部书记，县体委主任兼文教办副主任、衡阳县政协专职常委等。离休后仍热心公益事业，资助了许多贫困家庭和学生，曾荣获“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模范共产党员”“十佳优秀老干部”等荣誉称号。2016年4月病逝，享年87岁。
1948年春，解放后的故乡——河南省内乡县沐浴在春天灿烂的阳光里，不断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开始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真正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中国从此大有希望了。
中原——河南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兵灾、水灾、旱灾、蝗灾频繁，尤其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灾，使人民深受其害。耳闻目睹，新旧社会对比，使我是非清楚，心明眼亮，感慨万千，激动不已。于是我便投入了豫西行政干部学校这个革命的大熔炉。
豫西干校学习的动机目的与提高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系1948年豫西行政公署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创建的，校长由豫西行署主任李一清兼任（后由行署新任主任高芸生接任），校务实际上由副校长戴汤文主持。1949年春，学校迁往开封，授课者有吴芝圃、张柏园等。干校培育了大批革命干部。
1949年2月初，该校在内乡县招生，2月9日我通过了文化课考试，2月16日——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奔赴到宝丰县杨老庄豫西行政干校。4月底，干校迁到开封市。在干校我第一次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社会发展简史》《土地改革法大纲》《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严正声明》《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理论和政策，并结合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我们进行了学习讨论。通过3个半月的学习，我明白和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并用它武装自己的头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开始在我心中扎根，决心当一名忠实的人民勤务员。严守革命纪律，服从组织分配，这就是我的守则。6月6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四野、行署、干校的领导出席了典礼，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
支前司令部概况
1949年6月6日豫西行政干校第四期学员毕业，除少数分配在河南工作外，其余约800多人，加上先期到达开封的一批革大毕业学员，在中原支前司令部参谋长杨少桥的率领下，6月7日到达郑州与山西省的南下干部队伍汇合后，初步确定了湖南省支前司令部的人员（后听说有200人，包括从开封出发，经安徽来湖南的少数中原大学毕业学员）。湖南省支前司令部下设若干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分队、班（山西等省、市的干部大多在分队以上，我们豫西干校学员基本上在班里，每班12人）。大队相当于营，有正副大队长，正副教导员；中队相当于连，有正副中队长、正副指导员；分队相当于排，有正副分队长，班有正副班长。支前司令部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动准则，在解放军的武装护送下，随军南下。到武汉后，中原支前司令部改为华中支前司令部。在汉口开了一次湖南省支前工作队全体干部大会，杨少桥、王首道等领导在会上讲了话。后在湖南省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袁任远、副司令员翁徐文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赵汾浦的率领下，向湖南进军。进入湖南以后，湘北先解放，即确定到湘北各个地区的支前司令部所属干部，进入那些地区开展支前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又确定到长沙、湘潭的支前司令部干部，进入长沙、湘潭开展支前工作。衡阳地区支前司令部，在司令员刘君实、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葛淇的率领下向衡阳进军。衡阳市解放后，除衡阳地区支前司令部所属干部到衡阳市开展支前工作外，还有少数原先分到长沙、湘潭做支前工作的豫西干校学员，待任务告一段落后从湘潭来到衡阳，并在衡阳地区支前司令部留了下来，其中有韩玉珍、王希贤、孟昭明、张景尧、张煜贞、李春秀、寇建仁、张克隆、周道珍等。在衡阳地区支前司令部工作的豫西干校学员有39人。1950年2月衡阳地区支前司令部撤销后，豫西干校学员分别调到了衡阳地、市、县各单位，其中分到老衡阳县的有张煜贞、杜俊卿、张浩和王庆寿。与衡南县分治后，张浩和我仍留在衡阳县。
南下路线
1949年6月7日，我们干校学员从河南省开封市乘火车南下，当日到达郑州市，与山西干部汇合编队。休整5天后，于12日乘火车到达漯河市。在漯河停留2天，于14日改乘汽车，途经舞阳、叶县、方城、社旗、唐河以及湖北省的枣阳、随县、安陆、云梦、孝感、黄陂等县，16日到达武汉市。因当时湖北南部有的地方尚未解放，我们在汉口驻留20天。7月6日从武昌乘火车到达咸宁，下车后步行经崇阳、通城二县，于7月10日到达湖南平江县城，12日到达长沙市北郊、浏阳河北岸的东屯渡，又驻留20多天。待长沙和平解放后，我们于8月4日进入长沙市，驻留20天。8月24日乘火车到达株洲的五里墩，又驻留20天。9月13日步行经醴陵县城，15日到达攸县县城，再驻留20多天。待衡阳市解放后，我们步行经衡山县（今衡东县）境过茶山坳，10月8日进入衡阳市。
途中见闻
在南下途中，我们看到凡是敌机轰炸之地以及敌军所至或溃逃所过之地，都是战争所留下的残垣断壁，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工厂和交通等设施被毁，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刚解放的地方十室九空，除一些老弱病残在家外，绝大多数群众都躲了起来。为消除群众对我们的恐惧和疑虑，我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群众见我们纪律严明，就消除了顾疑虑，与我们亲热起来。
由于敌机天天狂轰滥炸，公路、铁路、桥梁及渡口的船只、码头破坏严重，所以我们从湖北咸宁到衡阳基本上是徒步前行，往往前面刚解放，我们随后就赶到。途中经常能听到或稀疏或密集的枪炮声，有时还有敌机轰炸声，远的有百把华里、几十华里，近的只有十几华里甚至几华里。在前进途中，我们曾多次遇到敌人空袭。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马上疏散卧倒隐蔽。虽常有子弹和弹片从身边飞过，由于隐蔽及时，却始终未有人员伤亡，只有极个别同志擦破点皮。
许多地方刚解放，阶级斗争很复杂，湖北和湖南两省毗邻之地，阶级斗争更加复杂。听说我们的支前工作队和护送我们的解放军，曾有三、四位同志在通城县城被暗杀了。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县城休整一天后，出发时发现司令部的一位革大毕业的女同志被敌人卡死在厕所里。7月9日傍晚，我们大队从湖北通城县走到平江县的上塔寺（是个有100多户的村庄，北距两省边界只有5华里，村的东面5华里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山），安排好住处，吃过晚饭后，刚睡下不久，一个百姓向我们报告，说村里的土匪暗中向躲在山上有一营的土匪武装报信，准备这晚袭击我们。了解情况后，我们立即紧急集合，成单行出发，有秩序地静悄悄地从西南方向的山间小道急行军，从而脱离了危险。9月18日敌机对攸县县城轰炸，我看到炸弹把一家纸油布伞商店炸成废墟，商店的2人被炸得粉身碎骨，周围的商店、民房被炸得墙裂梁折，门窗破烂，碎砖瓦一堆堆，家具东西损坏。炸弹离我们的住地有200多米远，我们才幸免于难。在行军中，我们至少以班为单位集体行动，从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和不幸。
艰苦的行军生活
在行军中，我们以大队为单位行动。湖南省支前司令部各大队之间的行进路线和距离，是绝密的，只有司令部和各大队的领导知道。后听说护送部队走在各大队之前，走在最前头是护送部队打前站的一些同志。他们往往与作战部队只隔一二华里甚至只有半华里路，就是战斗部队前脚走，护送部队打前站的后脚就到。他们在最前头反复侦探、核实前进方向、目的地等各种情况，确凿无误后，才确定行军路线里程，确定当天和预计第二天一定要走到的目的地，并用秘密暗号标记通知后头支前工作队打前站的，工作队打前站的以同样的方法通知走在前头的大队，一个大队接一个大队地传下去。如豫西干校学员韩玉珍就是支前工作队打前站的。不过，从咸宁到通城，在咸宁时了解是90华里，后证实是140华里，一天走到了。从此生病的不少，是开始步行护送部队打前站的失误。以此为教训，后来好得多了。护送部队走在前头，除承担保卫工作外，还有解决渡口的桥梁、船只、安排宿营地、买米买菜等任务。宣传队是大队从下面挑选有弹唱之技人员组成的，时而走在队伍之前，时而走在队伍之中、之后，或在宿营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们编成弹唱河南的豫剧、曲剧和其它地方剧的一些调子、快板、顺口溜、打油诗与扭秧歌等，鼓励工作队员们以顽强的毅力奋勇前进，确实有助于消除疲劳。在宿营地也向群众弹唱、扭秧歌，宣传党的政策。如豫西干校学员张浩、杨明轩等就是宣传队的成员。支前工作队政治空气很浓，人人胸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集会和集合时，大队、中队、分队之间，互相拉唱革命歌曲，鼓掌、加油声此起彼伏；每从一地出发后，走着整齐步伐，喊着“一、二、三、四”口号，行军路上，革命歌曲，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分队长以上干部都背有短枪，以大队为单位，中队、分队都轮流站岗和不时变更着统一的口令，严防夜晚行军的宿营地的不测。
从开封出发的先一天就动员轻装，并逐个进行了检查。每个背棉被（棉被重的棉絮都扒下来了），随身衣服（以上都是从自己家里带出来的）、稀土布灰罩衣2套、布鞋2双、灰裏腿布带2条、蚊帐（在汉口发的）、毛巾、肥皂、搪瓷杯、牙膏、牙刷和2条共16市斤重的灰粮袋，炊具轮流背。这里首先提出的是，不仅南方与北方的生活习惯截然不同，而且热天南方比北方气温高、持续久，蚊子多得多，骤然改变是极不适应的。武汉和武汉以北吃面食和小米，武汉以南吃糙米，只有住长沙市才吃到机米。在酷暑季节，为避免敌机轰炸，我们多半是白天休息，下午五六点钟以后至晚上行军，部分时间走公路，部分时间走大路和小路，每天行几十华里、百把华里、百多华里的不等。到宿营地后，以班为单位买柴买菜和油盐等，到县城集镇和驻扎之地，由大队或中队组织各班到几里、十几里外，集体买米买柴买菜，回来后分到班，米还具体分到人装袋。以班为伙食单位轮流煮饭煮菜。我们多在野外宿营，遇到县城、集镇和大一点的村庄屋场，也在群众家里、屋檐下、走廊上、场棚里住宿。
在行军途中，我们做到秋毫不犯、买卖公平、态度和蔼，与群众打成一片。临行前，先把背包打好，然后将借的东西如数归还群众，再三致谢，说声在这里打扰了！损坏和丢失的东西照价赔偿，说声对不起！在离开前，打扫好卫生，离开时，连连招手，说声再见！每当我们集合出发时，房前、村头、街旁、路边都站满了群众，男女老少个个张开笑脸，为我们送行。久驻之地，出发时我们和群众更是依依不舍，大部分群众都掉下了热泪，有的群众甚至还失声痛哭！
夜晚蚊子干扰太大，要不是青年人瞌睡重，又太疲倦，根本无法人睡，尽管如此，睡几个钟头觉，也要醒几次，白天一看，满身是红点子，甚至一块块红肿。因睡眠不足，疲惫不堪，在行进中迷迷糊糊，有的边走边睡觉，一脚踏进坑里扑倒地上，后头一个接一个地跟着倒下去一行；在行进中，如听到休息号声，个个行李一放躺在地上，一下子就睡着了，一些人还鼾声如雷。由于行军疲劳，加上水土不服，医疗条件有限，生病的同志不少。我就曾2次病得很重，第一次是未到东屯渡之前，害了疟疾，病得差点死了，在东屯渡20多天，一直到进入长沙市时，身体还未恢复。第二次是在攸县县城，吃糙米不消化，还夹杂其它病，上吐下泄多天，拉出的是水和一粒粒囫囵的糙米，一直到离开该县城前才好。
尽管路上异常艰苦，但大家互相关心体贴，高度团结，领导也不时过来问候，因此，任何时候我们心情都是愉快的。困难再大，也丝毫未动摇我做好支前工作的决心、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锐气，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紧张的支前工作
1949年10月8日衡阳区支前司令部进入衡阳市，在安排好办公室和住处的同时，就开展了紧张繁忙的支前工作。支前司令部下设供应科（地址：司前街，科长张显祖，山西人，支前工作结束，即调任衡阳专署财政科长。）和运输科（地址：泥湾河街，科长王科）。顾名思义：供应科是管理支前粮秣的入仓保管和出仓、办理往来收支和会计结算手续。运输科是在办好手续后利用铁路、公路和水路将粮秣运到前线交给前线部队去和运给驻衡部队。供应科的保管股和会计股及运输科和各县的支前指挥部的往来极为密切。会计股管征收和供应部队、专署、衡阳市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支前司令部本身的全体工作人员、马骡，所支出的粮、柴、草数字与粮票、料票、柴草票、签拨证账目以及库存现金的保管、收支与账目、发票凭证。当初，我专门负责库存现金的保管、收支和账目凭证结算工作。由于从未接触过账目之类的东西，我对业务一窍不通，后来在股长（山西人，姓名忘记了，50年代中期听说在某县任县委副书记）和股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总算弄清了账目，做到了现金收支平衡，凭证手续齐全，并坚持按时结算，天天记账，使账目清楚，未出差错。1950年2月支前工作结束后，张科长叫我将现金账交到专署财政科去了。我曾先后几次到过刘君实司令员处，其中一次是张科长叫我将一份材料送给司令员。保管股长南遵哲（山西人）是我1950年元旦入团的介绍人和宣誓的主持人，后任醴陵电瓷厂的副厂长，1973年和他见过面。
（作者：王庆寿，本文原载于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写的《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三卷）》）
